1983年芝加哥的深冬，冷凝管上结着薄霜。张启将拟南芥幼苗移至培养箱时，白大褂口袋里的钢笔硌着胸口——那是导师李正雄教授临别的赠礼。生物科技公司代表怀特的漆皮尖头皮鞋叩响走廊，他展开烫金合同的手势像极了扑克牌魔术师。

"美金月薪，足够在比弗利山庄买下带草坪的房子。"怀特指尖划过薪资栏，"您在实验室一天的成果，能换国内科研院所一年的经费。"恒温培养箱的红光映在他镜片上，像资本家看待精密仪器的目光，"听说您的导师在武汉种地？这样的土壤能开出科学之花？"

张启忽然想起三个月前，在纽约唐人街看到的场景：穿着的确良衬衫的中国留学生挤在中餐馆后厨，洗碗池上方的电视正播着《时代》周刊封面——某个留美博士举着IBM电脑，字幕写着"中国大脑的自由迁徙"。

他低头望向显微镜下的基因链，又想起李教授在华农试验田摔碎的搪瓷缸——老人弯腰捡碎片时，后腰的旧伤让他险些栽进泥里："种地？我们种的是亿万人的口粮。"此刻太平洋对岸的武汉，应该正飘着细密的梅雨，打湿试验田木牌上的"抗虫水稻"字样。

“我要回中国。”

他的声音盖过通风系统的嗡鸣。台湾同事陈立维的移液枪"当啷"落地，这个换算成新台币将近五十万的数字让他喉结滚动：“启哥，这数字够在台北黄金地段买三间店面！我表哥在新竹科学园区搞半导体，年薪还不到这个零头，你真要回武汉骑二八杠？”

陈立维不知道，就在上周，张启还收到波士顿同学的信：“我在剑桥镇刷盘子时，常看见清华的师弟在哈佛广场卖报纸，大家都叫这是'知识镀金'。”

窗外的雪扑在玻璃上，张启摸出电报，李教授的字迹力透纸背：“楚地油菜待播，望归。”

他想起临出国前，师母塞给他的腌菜罐子，里面藏着父亲写的纸条：“莫恋他乡米，难忘故土炊。”

那时，芝加哥的华人圈流传着"三美元哲学"——只要能留在美国，洗盘子赚三美元小时工也值得。有人为拿绿卡虚报婚史，有人把实验室试剂偷偷外卖，而张启的行李箱底，始终压着一小袋从南湖畔带来的泥土。

“你看这些基因图谱”，张启用镊子夹起一片幼叶，“在硅谷的电脑里能生成三维模型，可离开长江冲积土，永远长不出抗虫的稻穗。”陈立维盯着他袖口的补丁——那是师母用缝纫机补的，针脚细密如华中农业大学试验田的垄沟，“我导师说过，科学家的根扎在哪里，成果就开在哪里。”

远处飘来唐人街的鞭炮声，今年春节，实验室里的中国留学生们凑钱买了台录像机，反复播放着《美国梦》的片段，只有张启独自在实验台前，用培养皿盛着从家乡带来的土壤样本。

1986年除夕，北京火车站人潮涌动，烟雾弥漫。张启背着简单的行囊走出站台，寒风扑面而来，却吹不散他眼中的炽热。

前来接站的是学校派来的小王，一个年轻热情的小伙子，看到张启，立刻迎了上去：“张博士！可算把您盼回来了，一路辛苦啦！”站前的宣传栏上，“支持留学人员回国创业”的标语旁，还贴着半张剥落的出国中介广告，上面用红笔写着——“月薪八千美金不是梦”。

坐在颠簸的公交车上，张启望着窗外掠过的街景，破旧的房屋、昏暗的路灯，和芝加哥的繁华形成鲜明对比，可他的嘴角却不自觉上扬。

回到学校分配的筒子楼宿舍，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陈旧的气息，妻子早已准备好了年夜饭，简单的几道菜，却满是家的味道。 这一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一组震撼数据：“自1978年以来，近12万中国留学生赴美，归国者寥寥无几。”而张启的办公桌上，摆着刚收到的《科学美国人》，封面故事